蔡继刚终于接到军委会命他返回重庆的通知，他和沈光亚从西安搭乘运输机回到重庆。下了飞机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徐永昌派车接回机关开会。
蔡继刚走进会场才被告知，这是一场高级别的战略研讨会，讨论的题目是《国军敌后战场的成败与得失》，由军令部长徐永昌主持会议。
蔡继刚心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研讨会？这位徐长官倒真是坐得住。
徐永昌是位老资格军人，无论从年龄或资历上都算是蔡继刚的长辈。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军界，凡是重量级的人物，大部分都有拖着辫子在清朝军队中服役的资历。徐永昌也不例外，他1898年进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读书时，蔡继刚还没有出生。武卫军的随营学堂相当于现代的初级军校，徐永昌在宣统三年毕业时，授副军校衔，相当于中尉军衔，他见习后被派往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做副哨长，这个职务相当于副连长，那年蔡继刚才八岁。凡在军中服役，最重要的是资历，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如此，但中国军队的特点是，只要有了资历，哪怕没有能力也没关系，资历就是一切。
以蔡继刚的眼光看，大清国的军队简直不算军队，一百多年来就没打过任何漂亮仗。它的随营学堂更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哪里算得上是军校？这种落后的军事教育是时代造成的，对老一代军人当然不可苛求。但可怕的是，在战争中，与我们作战的对象是一支现代化军队，他们的作战能力超过我们几十倍，面对这样的强敌，我们的国力和军人素质本来就处于下风，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却掌握在这些老军人手里，他们没有受过现代军事教育，头脑僵化，固步自封，完不懂现代化战争。这些将军有可能人品正派，甚至德高望重，但这些优良品质不应是可以统帅军队的理由。所以，中国军队的指挥体系除了打败仗，不可能有任何作为。
徐永昌对蔡继刚一直很客气，他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蔡继刚的字“云鹤”，而单独相处时，则亲切地称他为“小蔡”，这很能表现出老一代军人虚怀若谷的气度。
徐永昌一见蔡继刚就大声说：“云鹤，你来得正好，都说你有战略思维，又有美国军校的背景，大家都等着听你的高见呢。”
蔡继刚发现，与会者多数都认识，这些人虽然都佩着将官军衔，但大部分不是独当一面的军事主官，而是各战区司令部的高参、高级幕僚之类的将官，这类人从没带过兵，更无实战经验，但纸上谈兵却都头头是道。
蔡继刚站起来向大家敬礼道：“对不起，各位长官，我刚从前线回来，没有准备，只是看了看今天讨论的题目，既然徐长官点了我的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这个题目简单谈谈看法。另外，也希望各位长官能和我一起探讨，形成互动，就算观点不能统一也无妨。”
徐永昌插话道：“刚才大家讨论到，此次豫中会战的失利，虽然有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战区主官指挥失当等原因，但也暴露了我统帅部对广大敌后战场重视不够，只关注正面战场的失误。云鹤，你以为如何？”
蔡继刚坐下说：“我同意这种看法，但需要更正一下，应该说我统帅部在抗战初期，对开辟敌后战场还是相当重视的。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召开时，委座就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当时我军滞留在敌后的兵力已达30个师，主要活动在豫北、冀南、冀中、山西太行山和冀察等地；华东的鲁西北、鲁南的泰沂山区、苏北和苏浙赣交界靠近交通线的山区。南岳会议后，我统帅部又向敌后战场陆续增派了30个师，如果加上地方部队，我军在抗战中、前期，留在敌后战场的部队共计超过100万人，这怎么能说不重视呢？”
二战区少将高参彭述桐立刻表示赞同：“我同意云鹤兄的观点，至少我们二战区一直在坚持敌后作战。太原失守后，阎长官将原行政区划分为七个游击区，后调整为六个，分别以卫立煌第14集团军、中共第18集团军和晋绥军为核心，组成南、东、北三路军，分别建立起中条山及吕梁山、太行山、晋西北山区三个战略游击根据地。当时第18集团军只占据了太行山晋冀豫三省交界的一部分，而太行山东南部一直在我们手里。另外，卫立煌部的中条山、太岳山根据地虽属一战区直辖，但也在山西境内。从作战效果上看，战争中、前期我敌后部队的战绩相当突出，中条山根据地曾连续13次抵御住日军的重兵围攻，直到1941年5月才失守。而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则一直坚持到1943年才被迫放弃。除此之外，我军控制的还有吕梁山、恒山等根据地……不过，1943年以后，除吕梁山还在坚守外，我军其余的根据地都基本失守。”
来自九战区的少将高参石敬源也发言：“我九战区以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为根据地，在前后三次长沙会战中，协助国军主力将汨罗河南北公路及湖南境内公路部破坏，使敌人重炮、坦克、卡车等皆不能通行，应该说，九战区的敌后将士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功不可没。”
徐永昌插言道：“诸位，我看还是多听听云鹤的分析吧。云鹤啊，我有个问题，现在有这么种说法，到目前为止，整个抗战分为两个战场，我军在正面战场作战抗敌，而敌后战场是中共武装在苦苦支撑，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蔡继刚有些踌躇，这个问题比较敏感，鉴于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怎样说也不会使所有人都满意。政治上的歧见一旦遇到军事问题，就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很少有人会跳出本身的政治立场去考虑问题。
蔡继刚斟酌着词句说：“现在的事实是，在抗战中、前期，国共两党都在敌后致力于建设抗日根据地，但很遗憾，结果却很不一样：我军的敌后根据地，到1943年左右基本上都丧失了，一百万的敌后游击武装也差不多损失殆尽；而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却扩展到十余省，其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近百万人。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两者的结局为什么会如此不同？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话题，如果搞清楚这一点，会对我军当前制订战略战术方案起到一个不错的警示作用。”
“哦，你可以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嘛，对共产党的问题，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今天的会议不过是学术性的探讨嘛。”徐永昌鼓励道。
蔡继刚下了决心：“好，那我就斗胆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在坚持敌后游击战方面，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有一些失误，虽然蒋委员长在抗战初期就提出过‘游击战高于正规战’的口号，但我各根据地的部队，其主导思想仍然是为正面战场服务，这样必然导致其作战自由度的降低。而与此相反，中共军队却一直在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他们没有条条框框，也不用执行战区长官部和军委会的命令，所以从策略上就灵活得多，他们拥有很大的作战自由度。”
石敬源说：“云鹤兄，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
“好，首先是我军根据地占据的战略位置都很重要，比如第一、二战区的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等，第三战区的天目山，第五战区的大别山，第九战区的大云山、九宫山、岷山、庐山等根据地，都是可攻可守，而且能直接威胁日军交通要道，迫使日军不得不以重兵防守的敏感地区。事实上，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就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究其原因，与敌后游击战和敌后根据地的牵制作用，有很大关系。”
彭述桐插言道：“这个观点应该没有异议，我战区中条山根据地坚守了四年，长期牵制日军三个师团的兵力，使其无法南下，这是事实。”
蔡继刚继续说：“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我军在敌后的战略布局使敌人很不舒服，如芒在背，那么必然要引来敌人的凶狠报复，加大对我根据地的扫荡力度。这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我敌后作战与正面战场配合越多，主动出击的次数越多，招致日军的扫荡也就越多，扫荡的力度也就越大，敌人每报复一次，根据地的面积就缩小一些。这种情况不只是我军，八路军也一样，他们的百团大战也招致了相同的结果。另外，我军在敌后战场的失利，也有其战术不当的原因。以中条山之战为例，日军六个师团、两个混成旅、一个骑兵旅团总计十余万兵力，三面围攻我根据地，而我军是如何迎敌呢？很遗憾，整整七个军被配置在宽170公里、纵深50公里的狭窄区域内，依托天险和工事与敌硬拼，硬是把游击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打法，不败才怪。我看八路军就吃不了这个亏，人家的战术灵活多变，通常是在敌人重兵围攻下，留少量部队牵制敌人，其主力则跳到外线作战，攻击敌人防守薄弱地区，使敌人主力不得不回援，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战法很有效，敌人的攻势自然会瓦解。中共军队的战术原则是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先是避其锋芒，保存自己，然后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种战术值得我们借鉴。大家都清楚，日军的兵力有限，他们只能占据主要城镇和铁路沿线，而不可能在广大偏僻乡村派驻部队建立牢固的秩序，所以，只要八路军保存住自己，等日军结束扫荡，返回驻地后，就会卷土重来，这是他们能够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石敬源表示同意：“云鹤兄的分析非常精辟，我认为我军虽然在战略上重视敌后战场，也相应作出了军事部署，但我们对游击战的理解还很不成熟，我想听听云鹤兄对游击战的理解。”
蔡继刚点点头说：“日军的战略是先发制人，以一个工业强国率先进攻一个农业弱国，以图迅速占领大片国土，这样就可以把占领区内的资源转变为正向的战力，以达到以战养战之效果。而游击战的精髓在于阻止敌方利用占领区内的资源，不仅如此，还要最大限度地拖住及消耗敌方的力量，使其正向战力转化为负向战力，把被占领地区变成敌方的巨大负担。因此，在敌后战场上，我军应在战略战术上树立一个原则，首先是保存自己，其次才是消灭敌人，不要在乎歼敌数字的多少，因为歼敌不是目的，只要能达到使敌方战力由正向转为负向之效果，就算是成功的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