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不说，二零五四年，美军将有六艘航母服役，而中国海军的第三批“泰山”级要到二零五五年才能服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爆发战果悬殊的海战，到二零五四年底，美国海军将重新夺回兵力优势。
面对这一境况，牧浩洋感到非常无奈。
可以说，他不得不放弃进军澳大利亚，或者说是从东南亚进军澳大利亚的想法，只能再次把重点放在海战上，即从西南太平洋向南推进，首先夺取所罗门群岛，进入珊瑚海，再进军澳大利亚。
这条战略进攻线路，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好处：需要的地面部队更少。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地面部队不够。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运输能力欠缺。
事实上，地面兵力与战略投送能力是交战双方都得面对的难题，而且是在战略层面上制约双方的主要因素。
相对而言，这两个问题对处于战略进攻的一方的影响更大。
比如，在战争爆发后，美军就受地面部队不足、以及战略运输能力不足影响，在多个战场上错失了扩大战略进攻的机会，最终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只能转为进行战略防御，以减轻战线上的压力。
现在，这两个问题落到了中国军队身上。
回头来看中国在中亚的行动，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行动，就能发现，中国军队的所有行动都与运输能力有关。说得明白一些，哈萨克斯坦的最大价值，就是其铁路运输系统为中国军队提供的帮助。
问题是，中国陆军正处于转型阶段。
从战术上讲，中国陆军的进攻行动不再围绕着地面交通线进行，而是把空运当成了主要的运输手段。
也就是说，战略空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陆军转型的重点。从价值上讲，这彻底颠覆了地面战争的面貌，也彻底改变了陆军的战术体系。
牧浩洋与戚凯威都知道这次变革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所以都在努力推进变革，而没有因为战场形势需要放弃努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陆军能以多快的速度在战场上推进，主要就由空运力量决定。
问题是，在战争爆发初期，中国的战略空运力量还处于起步阶段，也就是还不具备支援陆军发动战略进攻的能力。
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大型电动运输机的总装备量也只有一千架左右。
如果以支持十个集团军在前线作战，而且空运承担百分之四十的运输量，至少需要两千架运载能力为二百四十吨的大型电动运输机，或者是一千六百架运载能力为三百六十吨的大型电动运输机。
这下，问题出来了。
新式大型电动运输机要到二零五三年底才能投产，几家主要的飞机制造厂都在转产，即准备生产新式大型电动运输机，并没有积极提高dy-1型电动运输机的产量，或者说没有全力提高产量。
如此一来，最快要到二零五四年底，dy-1型与dy-2型的总量才有望突破两千架。
也就是说，要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国的战略空运力量，才能支持陆军在某个战略方向上投入十个集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