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节期间的武汉没有多少喜庆气氛。战火暂时没烧到此处，但每天都有江浙各地的难民扶老携幼仓皇而来。此时才到达武汉的，都是没有财力乘车坐船的底层民众。他们一路步行，途中有遭遇地痞流氓抢劫的，有被土匪砍断手脚的，有生病无钱医治的，有无力为继卖儿卖女的，也有亲人走散无处寻觅的。种种惨状，再加上他们带来的日本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消息，武汉的土著们听得人心惶惶。我们该怎么办？是趁着日本兵尚未到来赶紧逃命，还是寄希望于国民政府的军队能赢下后面的战斗？揣着如此沉重的心事，早就没了欢庆新春佳节的热情。
难民们也有认为武汉并不安全溯长江继续西行的，也有出于各种原因在武汉稍作休整的。武汉三镇大小旅馆饭店的老板们，也有心忧国难想积德行善的，也有看中了商机想发一笔横财的，倒是有许多商家在春节里继续开门迎客。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一男一女在元宵夜走进宾馆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这一男一女就是崔婺华和卡普兰。
精明干练的小伙计将两人领进房间，恭恭敬敬地问“您二位还有什么吩咐”。话音才落，手里已经被塞了几块银元。小伙计喜得眉开眼笑，听说客人想看看最近一个多月来的报纸，忙不迭地抱来厚厚的一摞。
报纸来自武汉不同的报社，甚至开封、成都、重庆、西安、长沙、广州和香港这些遥远的城市。崔婺华一张一张地翻看，把有价值的新闻翻译给卡普兰。
头版头条多被与战争有关的新闻占据，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徐州会战。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现在也是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汇的要冲之地。日本人若是占领了徐州，便可以将华北占领区和华东占领区连成一体，合兵一处，直指武汉。为了守卫徐州，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还是桂系将领李宗仁。日本人却调整了指挥官人选——即便取得了徐州会战的最终胜利，军部仍旧以台儿庄为耻，将被打出了大捷的寺内寿一和畑俊六调往他处，改由板垣征四郎和山下奉文指挥这场大战。根据报纸上透露的日军动向分析，日军的战术部署与本来世界的历史大不相同，投入的兵力也增加了两倍。
比起徐州战场，西安的报纸更关注陕北。谁也没有想到，已经占领太原的日本人会置撤到临汾的阎锡山于不顾，由原二师团长冈村宁次中将率领新成立的第十一军强渡黄河直扑延安。
西安这样的大城市也少不了重兵驻守，不过国民政府可没打算出兵助延安一臂之力，倒是打着日本人和延安鹬蚌相争的如意算盘，想要坐收渔翁之利。延安没有像他们期待的那样与冈村宁次正面交锋，而是用了反围剿时“敌来我走，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这让国民政府的大员们很失望。
失望的官员们发动了一批文人，在西安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延安为了保存实力放任日军长驱直入，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新华日报》发表大量文章抨击这种说法，并配以许多照片为佐证——于是崔婺华和卡普兰看见了陆一文最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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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瀛洲队说好了分头行动，便没有统一的出发时间。陆一文心里着急，就先走了。崔婺华和卡普兰出门的时候，意外地发现陆一文的房间没人——不是他不在房间，而是房间的门不亮，表示没有被占用。
陆一文出了什么事儿？《新华日报》报道，与他交战的是日军第十一军第六师团下辖步兵第36旅团，本来负责掩护的陆一文有逃走的机会，但他为了掩护群众安全撤离，将整整一个旅团的日军引上了另一条路，最后壮烈牺牲。
如果不提那支日军的番号，也许崔婺华就相信了。历史上的日军第十一军成立于1938年夏天，在南京犯下累累罪行的第六师团确实改隶冈村宁次麾下。轮回者出现在南京的时候，第36旅团的旅团长牛岛满少将就在城里，他肯定参与了搜捕行动的指挥。如果陆一文用了“主神”空间的武器装备，牛岛满很容易猜到他的身份。对于整个第六师团，雨花台之战是他们的耻辱，堂堂的中将师团长居然被一个女人打死了！他们想跟着陆一文找到崔婺华和卡普兰报仇雪恨，所以才会整个旅团紧追不舍。
按理说开了二级基因锁的人不该死在1938年的日本兵手里，但是陆一文身上有个致命的缺陷。初次开基因锁的人使用这种强悍的力量之后会遭到反噬，再次开锁时反噬有所减轻，最终不再出现。中洲队的人在战斗中经历了这个过程，瀛洲队的队长却没有这个机会。经受一级基因锁反噬的时候，他被开了二级基因锁，第一次使用这种力量之后，他会遭受程度更强时间更长的反噬。八路军无力为他提供火力掩护，事情大概就这样发生了。
《新华日报》没有提到陆一文遗体的下落。如果“主神”认为战场上有尸体存在符合这个世界的规律，没有对遗体进行处理，日本人一定会把他抬回去解剖化验。相比之下，被“主神”毁尸灭迹倒是更好的结果。
崔婺华将那份报纸收进空间袋，下次回到本来世界，她会到陆家祖坟里为他立个冢。她手里没有他的衣冠，称不上衣冠冢，只有这份报纸。
报纸上占据头条的非战事新闻多与汪兆铭有关。就在两个人回来的三天前，所有的报纸都用巨大的篇幅报道了汪兆铭叛国投敌的消息。这件事情本来应该发生在1938年底，在那之前汪兆铭虽然也有不少亲日举动，日本人却没那么容易相信位高权重的他是真心投靠，少不得来来回回的一番试探，耗时一年之久。现在在瀛洲队轮回者们的“帮助”下，他们得到一份大汉奸名单，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还有一家香港报纸在角落里提到的消息受到崔婺华的重视，这消息与伪满洲国有关，说日本从国内迁移了十万余人的开拓团到黑龙江的安达定居。香港的记者敏锐地感觉事情有些蹊跷，日本政府往一个没有战略意义的苦寒之地迁徙那么多人的目的是什么？他对此做了几种猜测。当然他无论如何也猜不到，那个民国时代称被为安达的地方，后来改了个响彻中国的新地名——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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